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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新闻专访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傅佛果:如今的中国人更自信了

  2021年年底,西方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去世。该消息不仅引发中西学术界广泛关心,还在普通读者中引发关注。史景迁对促进中西方理解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方如何在知己知彼中加强对话沟通、推动友好关系,天目新闻记者采访了史景迁的生前好友、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傅佛果(Joshua Fogel)先生。

  傅佛果告诉记者,史景迁对西方汉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历史,这一点其他的历史学家很难企及。对未来中西方的沟通理解,傅佛果相对乐观,他表示,相比几十年前,在西方教授与中国相关课程的人已经多了很多。同时他也感慨,“中国人比起几十年前更加自信了。”

  天目新闻:史景迁的去世不仅是历史界的新闻,还引起了非常多中国民众的关注。应该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为什么史景迁的影响力能够突破史学界?作为专业人士,您觉得史景迁在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哪些重大成就?

  傅佛果:我觉得这几个方面让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有着超过其他学者的影响力:第一、他的文笔真的很漂亮。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他早年受过英式教育有关,但他的文笔的确会让很多人读起来很舒服,其他历史学家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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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景迁教授(图源:耶鲁大学官网)

  第二、对于大多数的著作,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讲故事”的方式来写作,也就是说,他不仅对于词汇的选择很讲究,还非常善于驾驭它们,使得行文流畅且优美。据我所知,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但的确可以打动许多读者的心。

  至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我认为是他让中国历史很容易懂。不只是西方的读者,任何人去读他的书都会有这种感受。举个例子吧,在许多人看来,洪秀全是一个既疯狂又奇怪的家伙,但史景迁让他“变成了人”,使读者很容易理解。

  天目新闻:如果让您选择一本他的著作推荐给读者们,您会选择哪一本呢?

  傅佛果:这取决于读者们喜欢哪一部分的中国历史。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和《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如果不是对这些历史片段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觉得它们很枯燥,但是史景迁非常了解如何把这些故事写得很有趣。

  天目新闻:您和史景迁教授都是做中国历史研究的,有没有启发彼此呢?

  傅佛果:史景迁对我非常好,但是我并没有成为能够启发他的人,毕竟我们研究的内容不一样,更不用说我和他是两代人。他对我影响很大,虽然这并不代表我会像他那样去写作,但他让我明白,历史是可以用优美的文笔去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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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佛果教授(图源:加拿大约克大学官网)

  天目新闻:在您看来,随着像史景迁这样老一辈汉学家的离世,西方会不会无法对中国产生清晰的认知?

  傅佛果:我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史景迁并没有继承他写法的所谓“追随者”,不过,比起一两代人之前,现在的西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和教授中国历史。一些像是耶鲁大学这样的学术重镇,以及许多学者和史景迁的教授思路并不一样,但这并不会影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

  天目新闻:在您看来,当代的中西交流是否有这么一个现象:西方对崛起的中国越来越无法理解,也越来越不愿意平等地去了解,而中国对西方的理解越深入越产生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信,并增加了走独立发展道路的信心?

  傅佛果:我认为西方人是能够理解中国的,就像中国人能够理解西方一样。我同意现在的中国人比起几十年以前更加自信了。

  天目新闻:在您看来,在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中西方如何重新增进彼此的了解呢?

  傅佛果:现在中西方关系比较紧张,如果要增进了解,需要一个长期的互相友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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